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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:北京与上海,两种中国式世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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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,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。
世故,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。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,是不能一点世故也没有的。不过同为世故,也不尽相同。
没大没小,也就是不懂礼数,而不懂礼数,也就是不会做人。正宗的北京人,是不能不懂礼数的。他们的一举一动,都归礼数管着,包括说话,也包括别的什么。
的确,礼数这玩意,是多少有些艺术性的。比方说,懂礼数的人,都有“眼色”。所谓一有眼色”,也就是懂得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,什么话可讲什么话不可讲,以及什么事该什么时候做,什么话该什么时候讲等等。掌握其中的分寸,是一门大学问,也是一门艺术。
实际上,人情世故,都要适度,才合于礼。过度的客气显得生分,过度的关切则难免谄媚,而恰如其分则是一门生活的艺术。这就要费心思、勤琢磨,还要有教养。不过,最重要的,还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,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,然后可着尺寸做人过日子。
显然,北京人的这种生活艺术,是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来打底子的。这种活法讲究的是心眼儿活泛,心里面透亮。活泛就不死心眼儿,透亮就不缺心眼儿。
别折腾,也别较真。较真,就是死心眼儿。天底下,哪有“真事儿”?不过“汤儿事”罢。所以,不管干什么,也就是个“对付劲儿”。北京人有句口头禅,叫“混”;还有个常用的词,叫“不赖”。
显然,这种世故,是古都的智慧,也是农民的智慧。农业生产周期长,要能等;京城官场变故多,要能忍;而面对风云变幻、世事沧桑,要能对付。京都之中,帝辇之下,人们看得最多的是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,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险恶、天威难测、官运无常。
正是这忍耐造就了平和,而平和的背后是信命和认命。老北京人的信条是:“命里只有八尺,就别攀着一丈。人,还能大过天去——既然“命里有的躲不掉,命里没的求不来”,那么,就没有必要去争、去抢,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怎么怎么了而自己没能怎么怎么,就浑身不自在,一肚子的别扭。这就是自个儿和自个儿过不去。
诙谐幽默,几乎是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。谁都知道,北京人说话特“逗”。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话,到了他们嘴里,就可笑、可乐。比如脸上有雀斑叫“洒了把茶叶末”,就又形象又生动,怎么想怎么可乐。难怪有人说听北京人说话就像听相声要论说话俏皮,北京人可真是没得比的。
北京人为什么特别会说话?这就说来话长。我想,除了北京是个古都,历史悠久积淀深厚,宫廷语言和市井语言雅俗兼备外,长期保持着和周边农村以及少数民族的联系,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更重要的是,幽默是一种心态。这种心态,就是平和。只有心平气和,坦然面对人生,才会产生幽默,也才幽默得起来。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人会幽默,无法想象一个事事斤斤计较的人会幽默,也无法想象一个时时处于提防状态的人会幽默。
其实,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气是不难体会到的。它往往表现为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、满不在乎,甚至没大没小。
但,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里面还有苦涩、无奈和世故。
北京人的幽默,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,或三种手法,即调侃挖苦、装傻充愣、玩世不恭。
这就是世故。
当然,这个小青年当时也许并没有想那么多。他的话,不过脱口而出。但,他的脱口而出,又显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长期熏陶作背景。而且,这种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。咱一介平民,没权没势的,谁也糟践不了,那么,自个儿作践自个儿,还不行?
于是我们就品出苦涩来。北京平民的幽默中,是不乏苦涩的。就拿把雀斑说成是“茶叶末”来说,便透着苦涩。因为只有贫穷的小民,才喝这种末等茶叶。
显然,正如“长歌当哭,要在痛定之后”,苦涩也只有经过平和的过滤才能变成幽默,而平和的背后则是世故。也就是说,只有一切都看穿看透,才会满不在乎。于是,无奈到了极点,反倒心气平和。因为一切都无所谓。
正因为不必较真,所以,在北京式(尤其是王朔式)的幽默里,越是正儿八经的东西,就越要弄得荒唐可笑;而越是不当回事,则越要一本正经。
总之,北京人的幽默,表面是风趣,内里是世故,这才有了如张辛欣所说的那种“经蹬又经拽,经洗又经晒”的韧劲儿。
如果说,北京人的世故表现为稳健平和、苦乐随缘、安贫乐道,外加一点幽默诙谐作调剂;那么,上海人的世故就表现为精打细算、讨巧卖乖、明哲保身,外加一点可能范围内的积极进取。
的确,合算不合算,是上海人决定自己行为的价值取向。上海人的行动是经过精密计算的,他们的世故也是经过精密计算的。凡是不合算的事,即便有趣,他们也不干;凡是没有用的东西,即便好看,他们也不买。
所以,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样,都不作“非份之想”(这也是中国人的共性),但理解不同。北京人理解的“非份之想”是“命里没有”,上海人理解的“非份之想”是“不可操作”。只要做得到,而且有实惠,他们就会去做。做的时候,也有个尺度,就是不能惹麻烦。
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。因为它为人的欲望开了个小口子,使之能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得到适当的满足。有此满足,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。
其实,上海的这种世故不能叫世故,只能叫精明。同样,上海的幽默也不能叫幽默,只能叫滑稽。
如果说,前述上海人感觉到的,主要是生活的窘迫(上海人的典型说法是“拆了棉花当大褂穿”);那么,前述北京人体验到的,便多少可以说是人生的苦涩(北京人的典型说法是“有牙的时候,没有花生仁,好容易有了花生仁,又都没了牙”)。
因此,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,也是诗意的。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。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,而来自人生体验。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,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。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,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。或者说,总在做梦。
上海人就两样。他们的生活是世俗的、实在的、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,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,是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。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,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。
总之,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。上海从来就和诗“不搭界”,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。
不错,上海人是有毛病。但,北京人就没有么?北京人是很大气,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;北京人是很平和,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;北京人是很达观,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;北京人是很幽默,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。
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,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。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: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?见面三分钟,如果你们很投缘,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,成了“哥们”。
上海人就不会这样。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。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,甚至会很冷淡,至少是“敬鬼事神而远之”。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,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。所以,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。但一旦成为朋友,就相当可靠,甚至终身可靠。
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。一般地说,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,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。事实上,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,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,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,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。
谁说上海人不会“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”?方式不同罢。
北京人最可贵的,是他们的贵族精神。什么是“贵族精神”?依照陈独秀在《敬告青年》一文中的说法,“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”。显然,所谓“贵族精神”,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、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。其中,人格又最为重要。
然而,贵族精神既名之曰“贵族”,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。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。所以,它不大可能产生在乡村,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、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。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,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。
事实上,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,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,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。
同样,正是这种精神,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。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(比如“丫挺”、“傻矿”之类的“市骂”)。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,我在下面还要讲到。
无疑,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。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、积累与熏陶。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,更非一日之功。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,否则就只会产生“伪贵族”,就像上海那些“贫血”的绅士一样。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。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。
不过,贵族精神可取,贵族派头则不可取,尤其是在今天。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,也不完全可取。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,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。一方面,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。北京某学人刊物就有很重的这种味道。
这也未必就是杞忧。事实上,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。没有永远的贵族,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。从庄子到阿Q,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。事实上,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。比如“打肿脸充胖子”,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
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。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。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,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:“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!同志们,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,只要站起来就行。”有没有用全靠自觉。
又比方说,自行车带人,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。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,则孩子和自己都得迟到,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。
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,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。比方说,只要有排队的事,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,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,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,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,不管是买股票,还是办签证,都如此。这实在是比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的多。
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“实用理性”。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。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。但,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,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。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异议之处。
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。就算上海人自私、小气、市侩、算计、不仗义、不可交(其实并不尽然)吧,又碍你什么事?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。
其实,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,在我看来,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。依照这种概念,人与人是有差等的。这个差等,就是“士农工商”。北京是土农的城,上海是工商的市,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。士当中,地位最高的是官;商当中,地位最低的是贩。
明白了这一点,我们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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